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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号有一篇文章报道，北京某律所向烟台市芝罘区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法律服务费18021011.87元;2.判令被告赔偿因逾期支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以18021011.8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同期报价利率的150%、自2023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芝罘区法院一审认为：原告依据《补充协议(二)》第6条约定计算服务费起诉索赔，但该协议第5条、第6条均系在案件调解的前提下对服务费计算进行约定，差别在于第6条约定的适用条件是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自行与对方和解。

　　第5条约定按解除案最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金额的1.5%、借款案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借款利息金额的2.5%、溢价款案按诉讼请求金额减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金额的4%计付服务费。

　　第6条约定，如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自行与对方和解，按解除案金钱诉求的一半、借款案按利息诉求的一半、溢价款案按金钱诉求的一半，乘以各案约定的与判决结果挂钩的比例(解除案比例为3%、借款案比例为5%、溢价款案比例为8%)计算服务费。

　　一审认为：第6条约定计算的服务费远高于第5条约定计算的服务费，第6条约定实质是排除被告不经原告同意与对方自行和解的权利。

　　《司法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第(五)项“严格规范风险代理约定事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滥用专业优势地位，对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各自承担的风险责任作出明显不合理的约定，不得在风险代理合同中排除或者限制当事人上诉、撤诉、调解、和解等诉讼权利，或者对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设置惩罚性赔偿等不合理的条件”。

　　《补充协议(二)》第6条限制了被告在诉讼中的自主处分权、不合理的加重了被告的责任，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无效条款。故原告以该第6条的约定计算服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告未实际完成全部的代理行为，案涉服务费应以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量、法律服务目标的实现、案涉协议关于服务费的约定及被告权益获得的保障等因素综合考量，在被告已向原告支付100万元服务费的情况下，原告再向被告主张服务费的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逾期损失，亦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北京某律所不服向烟台市中级法院上诉，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案涉事实与一审相同的情况下，裁判认为：在上诉人认可其代理行为需要与最终结果挂钩且上诉人并未参与案涉关键的溢价款、解除案和新借款案三案调解的情况下，该条款能确保不论被上诉人和解结果如何，上诉人都至少能得到以被上诉人金钱诉求一半的判决结果计算的服务费比例，此种约定实质上对被上诉人行使和解权设置了不合理条件，加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付款义务，一审认定该条款无效，适用该条款计算上诉人的服务费与双方确认按照服务结果计酬原则相悖，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判决驳回北京某律所的上诉。

　　这是律师界和法院民事审判中经常见到的律师起诉当事人的案例，在此案中有一个关键的审判观点，“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的风险代理合同约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合同约定无效，驳回起诉（上诉）。”

　　这一案件告诫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切莫认为自身比当事人更懂得法律，以风险代理合同谋取更高比例的收费就一定能获得法院的支持。现实告诉人们，合同自治原则也一定要遵循公平原则，也一定要遵循公序良俗，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如果因为过度追求利益，也会因对法律的判断失误，自己挖坑自己跳进去。

　　因为，律师代理的诉讼活动，与对方当事人是否和解、如何调解、是否撤诉是当事人自己的权利，律师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利益提供对应建议，在当事人的授权范围内尽力帮助当事人实现诉讼目标。律师（所）在与当事人签订风险代理协议时，不可以对委托人自行处理的诉讼权利用不公平合同条款加以限制，以保障律师（所）的收费利益，这一典型案件中，法院的裁判观点是“约定违背了公序良俗”。

　　“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裁判用语是极为严厉的，这个裁判其实就是对律师（所）公开进行的道德审判，看到了这个裁判用语之后，作为律师同行，笔者感到脸红并心跳。

　　这起案件同时还有一个告诫作用，多年来，一些少数北京律师（所），利用“天子脚下的皇城根贵族”的招牌诱使当事人到北京请律师，一些当事人因为迷信“北京律师”的招牌，不惜花高价，甚至还格外支出“专家论证费”委托“北京律师（所）”打官司，最后得不偿失后悔无比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在最高法院的一些同类裁判中，都认为：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自身的权利是代理人合法行使代理权的基础，代理人应当依照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和权限，忠实、勤勉地为委托人服务。诉讼中是否和解、调解、撤诉是当事人的权利，如果律师与当事人的代理合同中约定了对委托人权利的限制，就会与当事人签订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应有的目的、性质不符，这种约定就属于无效约定。

　　如(2017)最高法民申2833号案件，最高法院裁判认为：首先，从风险代理行为的本质看,风险代理收费能否实现与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切实得到实现紧密关联。本案中，西工联社并未实际收回案涉五起案件对应的不良贷款，弘创律所也未举证证明西工联社存在同债务人恶意串通之情形，故其要求西工联社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其次，从某律所所述内容看，其主张862万元代理费的合同依据主要是2011年《风险代理协议》中第七条第二款“本协议签订后，在乙方已提供追加被告或可供执行财产证据的前提下，如甲方私自与被告和解，放弃诉讼或终止代理等，仍按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收回额的40%提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虽然是由当事人自愿达成，但确实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共利益，原判决认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并无不当。即便认可其效力，因西工联社并未实际收回不良贷款，本案也不满足向某律所支付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条件。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每时每刻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如某律所认为西工联社解除双方合同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可向西工联社主张赔偿，原审法院也已向其释明可提供证明其所受损失的相关证据，但其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不予提供，此种情况下，原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注：烟台中院的（2025）鲁06民终48号民事判决书公示材料中隐去了双方当事人的名称，故本文不能显示已经查到的当事人名称。

　　聊城市地名命名、更名公告（2025年第010号）根据《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753号）规定，“锦程左岸”地名已经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并报我局备案，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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